趙益鋒 林惠義 夫妻28國拍成《貧困線》1400圖 喚醒民眾關懷貧戶

: 09/05/2018 - 12:24

《貧困線》拍攝計劃是從2010年開始,至今,趙益鋒與林惠義夫婦倆共累計了1400幅作品,而這些作品記錄了包含歐洲、亞洲與澳洲等28個國家的每日貧困線的收入所能購買的食物種類和數量,而這項拍攝計劃的成果後來也被世界銀行列為參考資料。

 來自大馬的趙益鋒與來自新加坡的林惠義雖然是在隔着一片汪洋的兩塊土地上成長,但他倆的成長歷程卻異常相似,且雙方家庭都曾面臨家道中落所帶來的貧困危機。

 長大後,趙益鋒成為一名攝影師,而林惠義則成為經濟學家,雖然兩人的職業不同,但他倆略有相似的童年經歷,卻讓他們想要進一步探索貧困議題。

 在美國紐約進修攝影課程時,趙益鋒專屬於攝影師的敏感視角,讓他發現這個發達城市中的貧困現象。

 “眼前盡是繁華閃亮的建築群,象徵着紐約的經濟能力,但建築底下卻聚集着許多衣衫襤褸的流浪漢。”兩種不該同時出現的景象,最終卻定格在他的腦海中,再一次衝擊着他對貧困的理解。

以紀實手法拍攝窮人

 當他到印度加爾各答出差時,他發現當地的經濟發展相對落後,且當地人貧富懸殊,而貧困人口更是佔了大多數。“我不由得問自己,若我是窮人,住在紐約還是印度,會過得比較好?”這同時也是他與妻子常常討論的問題。

 “不過,我們一直沒有答案,於是,我們想用攝影的方式來回應疑問。我本想去一些相對落後和貧困的國家,用紀實手法拍攝窮人,但這個想法太普遍了。藝術必須激發觀眾的觀點,如果作品都無法激發我自己的創作慾望,又如何去啟發他人?”

 作為一名攝影師,趙益鋒習慣站在感性角度思考問題,而具有經濟學識的林惠義,則更為喜歡通過數據和邏輯來理解問題。

 這對夫妻截然不同的性格,常讓他倆在面對同個問題會產生不同的觀點。而《貧困線》便是兩人經歷“腦力激盪”三年多,互相“科普”彼此專業知識而產生的結果。

 “為了在社會中生存,我必須進行商業化的產品拍攝工作。但這並非我成為攝影師的初衷,我希望擁有專屬於自己的攝影計劃,以及一組屬於自己的私人作品。而我的妻子也非常關心社會現象,因此,我們才會一起合作《貧困線》攝影計劃。在這項計劃中,她負責計算貧困線的消費金額,而我則負責拍攝工作。”

把食物鋪報紙上拍成作品

在展開《貧困線》拍攝計劃初期,趙益鋒夫妻倆正旅居中國北京,平日早餐多離不開饅頭豆漿,因此,當地的貧困情況自然成為趙益鋒的首個拍攝對象。

 當時,他把饅頭隨意撒在地上,但單調的背景卻無法激起他的創作慾望,過後,他便回到家裡搜找合適的拍攝背景,甚至不時翻箱倒櫃,只為了找到能凸顯饅頭的背景。

 “直至在家裡發現一疊報紙,我就隨意抽取一份,並把饅頭放在報紙上,這才終於找到滿意的拍攝模式。我對報紙承載着食物這概念非常熟悉,小時候,我在巴剎打包炒米粉時,小販們都是用報紙與塑膠紙將米粉包裹起來。或許是在潛移默化之下,影響了我的創作概念。”

 起初,這對夫妻只想把《貧困線》拍攝計劃聚焦在中國,並探索境內人民的貧困現象,豈料,8年過去後,他們也完成了在28個國家拍攝《貧困線》系列作品的任務。目前,該拍攝計劃仍在進行中,而他們除了希望通過這項計劃引起大眾關注國際貧困問題,同時更希望能藉此帶出國際剩食問題、不同國家間的飲食文化問題等等。

拍照後食物送有需求者

身為商業攝影師,趙益鋒幾乎每年都需出差到國外進行拍攝工作,而《貧困線》內的1400張照片,都是他近年來趁着到外國出差時完成。

 這項拍攝計劃看似簡單,但從購買食物、報紙直至完成拍攝工作,大概需時一至兩天。一般上,他都是採用化繁為簡的攝影手法,利用報紙作背景,以顯出食物體積與數量,然後用單一視角呈現各個國家的貧困線。

 “我們也有限定數個拍攝條件。在我出差前,惠義就會先收集我將到訪的國家所公佈的貧困線人均收入,在抵達當地後,我便嘗試用她所查到的資料裡的相關金額來購買盡可能多的食物。2011年的馬來西亞,貧困線人均的每天收入約莫是4令17仙,所以,我們當時便用4令吉17仙去購買食物。”

 為了凸顯有關國家的貧困線與食物,他盡可能選擇當地普及性高的食物,並經常以當地人思維思考省錢秘訣。

 “如果我是當地人,我想要省錢的話,應該會去哪裡買食物,買什麼食物。我們便以此作為判定標準。”他說,他於2011年到訪大馬時發現,超級市場與巴剎之間的物價相差極小,所以,他多是從這兩處購買食物。

 完成拍攝工作後,面對堆得高高的食物,這對夫妻自然無法吃完,結果,他們便把一些乾糧送給當地有需要的人士,至於鮮食則只能報廢。“我們非常關注剩食問題,因此,我們在進行拍攝工作時,也盡可能不浪費食物。”

訪印度時 買逾50份報章

在展開《貧困線》的拍攝計劃的初時,趙益鋒及妻子林惠義只是單純把報紙當成拍攝背景,因此,趙益鋒起初並未選用特定版位或印有特定新聞的版面,而是在拍攝過程中隨機抽取一份報紙作為拍攝背景。

 不過,他向來有一個習慣,例如到印度出差時,他便會在報攤中一次性買下五十多份當天出版的報紙,幾乎囊括了印度所有媒體機構出版的報章。

 當拍攝多張作品後,他逐漸摸索出以報紙作為拍攝背景的魅力。他說,報紙承載着一個國家的文化、經濟與政治的縮影,並記錄着該國在那段時間內正發生著的事情。

 “在檳城舉辦攝影展時,幾名泰國旅客頻頻與我分享觀展心得。他們看到的那組作品是我在2011年時拍的,距離現在已經7年多了,當地政治經濟也已產生變化,報紙輿論風向也已有所改變,但我的照片場景仍然停留在2011年時的泰國,對這些旅客來說,這是一段歷史見證。”

窮人富人都愛精緻食物

趙益鋒夫婦選擇用食物來詮釋“貧困線”的作法,是源於《窮人經濟學》(Poor Economic)這一本書。他們夫妻倆在閱讀此書時發現,窮人對於糧食的選擇,並非取決於收入多寡,而是與普通人一樣,對於精緻食物如蛋糕、巧克力等感到興趣,並在這些食物中獲得心靈慰藉。

 “儘管收入低,但窮人同樣渴望著名牌包包或是酒店大餐,盼望過着受社會認可的好生活。當窮人獲得一筆意外之財時,他們或許不會購買額外的主食,而是轉向購買精緻的卡路里食物。這種渴望,並不只是存在於窮人或富人之間,而是所有人共同的渴望。”

 他不由得回想起幼時家道中落時,父母仍努力養育孩子的畫面。雖然他幼時最常吃的食物是快熟麵,其次才是白飯與蔬菜,但父母仍舊維持每週兩次購買魚肉雞肉,以確保他們的身體能吸收充足的營養。而每當他考獲好成績時,媽媽便會煮一頓豐盛晚餐,然後一家人圍坐慶祝。

 “雖然我們平日吃得簡單,但父母從未讓我感受到經濟困境,反而是從各方面節省開銷,偶爾購買精緻食物。可能是因為這層原因,促使我拍攝一組‘醬油撈飯’的簡單作品。《貧困線》中的食物並沒有階級之分,反而希望打破刻板印象,每個人都可購買精緻食物或簡單食物。”

20年後或重拍馬新泰變動

為因應喬治市藝術節的邀請,趙益鋒在檳城的《貧困線》攝影展中,以在馬新泰三國拍攝的作品,作為展覽主軸。 當馬新泰三國食物的照片一字排開時,三國的飲食文化和物價高低不由得成了民眾聚焦的焦點。

“大馬與泰國可以自主生產糧食,因此,其食物承辦價格較低。但當食材被煮成熟食後,價格則可能產生極大的差別。由於新加坡的經濟體系較強,人民薪資普遍較高,因此,熟食價格必然是三地中最高。此外,以該國貧困線的人均收入來購買的食物份量相距並不大。”

 此外,趙益鋒也無意比較三國的物價,大馬與泰國作品是於2011年完成,新加坡作品則是於2013年完成。

 他說,他在攝影展結束後,即着手拍攝和整理照片的工作,結果,他才發現三國之間的食物文化與經濟體系有着相似與差異的地方。數年過去,因通貨膨脹導致食物成本攀升,三國貧困線也必然有所變動,但他目前並無計劃重新拍攝上述三國的貧困線。

 “因為貧困線變動不大。若我在20年後依然健康,或許我到時才會重拍這些國家的貧困線。我相信到時也才能明顯看出該國家貧困線的變動。”

發達國與發展國貧困線差異大

在《貧困線》攝影展內,一名觀眾對照片內的食物份量極其豐盛的情況感到驚訝不已,且無法從中感受到貧困線下的人民艱苦之處。

 趙益鋒解釋說,貧困線只是參考數據,並不代表當地窮人的日均收入都是在這條線上,在其之下仍有收入更低的族群。

 “例如,在2014年,挪威的貧困人均收入是10.26美元,而在2011年,尼泊爾的人均收入則是0.45美元,數據顯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線差異極大。但在國家貧困線下的大部分人民並沒有移動自由,因為他們很可能無法申請護照、沒錢購買機票。據我所知,在美國有少過百分之五十的人口擁有護照,中國則可能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口有護照而已。”

 起初,這對夫婦是希望《貧困線》計劃能喚醒公眾關注國際性貧困問題,所以,當時所引用的大部分資料都是取自該國的官方數據,或是當地非政府組織的統計數據。在面對不熟悉的語言時,林惠義唯有請求翻譯援助,通過嚴謹的經濟學原理去計算貧困線。

 “貧困線是非常重要的數據,因為有了貧困線,國家才能提出有效政策來改善貧困人民的生活,而富裕國家也能通過這項數據去援助貧困國家。”

 

你也可能感兴趣...